記錄是為了什麼？（2）

今天早上回到公司，
正在爬上1/F的樓梯，
迎面一位笑容滿面的同事走下來，
手裏捧着一叠報紙，
和兩本sketch book。


「早晨。」

「早晨呀。」她穿着黑T-Shirt，上面印有Shalom一字。
「我今天帶了一些自己的六四剪報回來。」

「哦。」我看她在「公海」（公共空間）放下一張張泛黃的報紙。

上年在「八十後六四祭」看文獻時，
心裏的震動又出來了。

「這張是最珍貴的，
是當年六月四日出版的特刊。」她打開那張彩頁說。



我又想起記錄這回事。

這些舊報紙在今天顯得份外重要，甚至有一點神聖。

當在位者正要淡化、抹掉、否認這個日子，
一份份泛黃的報紙，
一篇篇細密的文字，
和一張張黑白的照片，
把人再次拉到現場。



無可推委的事實。

把脆弱的紙張拿上手，
那份重量，說明了一切。

那不是我們的幻想，
那不是什麼人的陰謀，
而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。

在那本舊Sketchbook裏，
有一篇剪報說，
一批藝術工作者，
通宵複製了曾經在天安門樹立的民主女神像。



這為曾經在北角警署待過的兩位民主女神像賦予歷史。
她們不是「求求期期」、「無關痛癢」的偶像，
不是某某一個女人。

她們和曾經在天安門，
被許許多多學生圍着的那個民主女神是相連的。


這些記錄，散落在枱上，
都是很寶貴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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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今天，我們應該最早是6:45pm離開公司吧。」我跟同事波說。

「這樣子可能你們要坐在外圍了。」他說。

「是啊，也沒所謂，反正這個場合是presence最重要。」

我不是特別喜歡唱自由花或血染的風采，
也不是特別熱中喊口號；
又常常聽不到、看不見民運人士的錄像。

要到場，就只因為要present，
讓人知道，大家仍記着。